一月 6th, 2009

  半条命  
                 文/边芹 

    我在这全然物化的世界,碰到一个拔着头发飘然物外的人,叫何诺。他这辈子是萨特一生的缩略版,一个人愿意作名流的复印件,而全部的理由只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是我至今未能拆穿的悖谬。看来“自由”堪称一切事物之空头支票。人生复制的结果是他爱过女人,但不结婚,一个子嗣都不要;猫在书桌后面指点江山,但一根头发丝的职责都成拖累;翻天搅地要掀掉头上大山,但老板一个没赶走,只能写字糊口;生于无所不买卖的社会,但拒绝消费,又没有原始人存活技巧,只能在都市晃荡半条命;时逢深度幻觉只在手中一张选票的年代,却从不投票,逢权威必反,但见多数意志也逃。    
    “超过十万人的地方,多数意志就值得逃逸了。”他振振有词。    
    我们坐在卢森堡公园铁栅对面罗斯唐咖啡馆的藤条椅上。他经年穿同一件夹克,在我敏锐的鼻子里,总有一股霉变的味道。这话我是抽得到线头的,我们这群只喜欢居于事物中心的人,什么事情闹大了,转得停不住,在我们眼里就失去神采,我们的人生几乎就是将眼睛从一个又一个马戏团的幕布上剥离开的过程,一个比一个匆忙。    
    “你要把世界分成村庄吗?”我望着他说出上面的独裁语言却平静地将绿色薄荷汁送进嘴里。    
    他耸耸肩,不置可否。他每抛出个与众不同的念头,你若当真,去抽思绪的绳索,最后一刻总发现那绳头没系在任何东西上。人既已选择作世间浮萍,生命就只是个借口,没有任何码头可以拴缚。    
    “多数意志是一种责任,你逃的是责任,不是吗?不过我看透你们巴黎小资的心理暗示,那玩艺叫抗争,多么漂亮的过渡!”我揪的其实也是自己的一条小尾巴。   
    六月下午四点,罗斯唐咖啡馆黄色墙壁上那些旧殖民地画像,在光影里转换着时空。进门时他指着被永久固定的热带色彩,不自觉地露出狩猎者欣赏捕获物的表情,让我看到人尽可百般逃窜,但逃不出多数意志的魔掌:异文明是只能贴在墙上观看的。    
    “我逃的是我的痛苦。”他掀动灰色眼睛。    
    “没人能拿走你这件宝贝。这是推土机的命运,走到哪里不是毁灭?”他半生过去骂遍天下守住的只是自己,可以与千万人分享一把道义,却无法跟一个人合居半条命。我的舌头时常遭记忆绑架,难忘他近乎残酷的浪漫和谋杀般的初恋。    
    “1968年5月你在做什么?”那是在卢森堡公园另一头夜祷剧院的咖啡馆,面对墙上兽面人身像,我问过他。    
    “焦头烂额!那年我与爱着的美女就住在索邦大学边上,五月闹得那么凶,也因为天气异乎寻常的好,一整月不下雨,热得可以露宿,是学运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这么说,天热使人的荷尔蒙没有处在正常水平?”    
    “差不多是集体发情。”为历史的偶然或不偶然铺设欲望的脉络,是小资在世的使命。    
    “停课后,你没去扔石块?”    
    “我不是党派活动分子,那样你只能有半只大脑。”我们极尽能事保全的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半?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置身度外”。    
    “就在这时,她告诉我怀孕了。我从未打算结婚,劝她堕胎,她不肯。你可以想象,在革命的五月,我却走投无路。我不能让她生私生子,所以两个月后,我奉子成婚。但结婚五天后我就远走高飞,到离欧洲最远的地方。”    
    “你没有带她一起去度蜜月?”    
    “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我一人经东欧穿西伯利亚去了日本。”他这个讨厌资产阶级花边的人,逃起来也是飞快。    
    “我走后,她大概忧郁成疾,流产了。几个月后我原路返回,她去火车站接我,但搞错了车次,在返家的公车上,她服毒自尽。”    
    对我圆瞪的眼,他一挥手带出一声冷笑:“真想死的人,不会选择那种场合自杀。”    
    “并不真想死的人的自我毁灭,是深不见底的绝望。”我想在泛人道主义者眼里找到一丝忏悔,但不知是被岁月全部冲洗,还是从不曾有过,竟然没有一声道德的哽咽攀缘到他脸上。    
    “她大概已知结局,没了胎儿,你会离婚。”    
    “当时只有婚内生小孩才有合法身份,所以生下我也会离。她比较保守,人生观与我不一样。”    
    我想象毁灭一次的女人苏醒后,面对这个男人不顾一切向她索要的逃遁,会很讨厌“人生观”架设的围栏,多少不幸都是以这个名义高祭着。    
    “她落到这一步,你没有心软?”    
    “正相反,我必须赶紧离婚。如果她一病不起,或精神出现异常,就离不成了。”注入我的中国血质的所有西方溶液,瞬间凝固,再也搅动不起来,有一种一无所用的东西从血液最深处扶摇而上,弱的一方无比敏捷地揪住我的眼球,犬儒主义这时一分也拉不住我,所有故作冷酷的潇洒,破布一般被浓浓的血浆冲开。我终究做不了高贵的种犬。
        “你看你的眼睛,像两把道德的剪刀。”他眯缝起眼皮,似乎在几秒钟内不等两把剪刀逼近他,已经摁下了升降机的按钮,飞升到任何评判达不到的地方。他们从来都是设计好了逃路的。    
    “人类赖以绵延香火的道德屏蔽,早就被一群海盗三百年的不懈努力,扔进大海里了。从此大洋有多么宽广,海盗便有多少自由驰骋的空间。亲爱的何诺,只要不去看下面的尸体就行,无以数计的失败者的尸体,是浮不到水面上的。”我始终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群“世外人”将“坏”转移成“优越感”的本领而惊诧,在这一点上我承认已接受了狼群的驯化。    
    我刺到了他的核心地带,那是坚硬无比的区域,只有到了这个碰撞点,人群才最终分在了几个阵营:意识到自己在海盗船上的和意识不到的;意识到自己不在海盗船上的和意识不到的。再往前走,西方的
灵和东方的魂牵手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我掉开话头:“你从来没有爱上一个人,爱到想把她看守一生?”    
    “你问我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问题,人只能守住他不爱的人。”    
    “你其实是不喜欢那玩艺。”    
    “什么?”    
    “生活,一页一页翻开、大致相同、但一去不复返的生活。”    
    “你只能确信你不喜欢的东西,其余的边界都是模糊的。”我在这句话里看到画地为牢的力量,以及刻画越深越浓重的自由幻觉。在他多变的生命轨道上,有一条线清晰不变,由所有他逃避的东西连接起来,他就被这些他不喜欢的事物一针一线地穿钉在这座城市的皮毛上,所以别人是一条命,他只得半条。“我后来又让四五个女人怀过孕,全部堕胎。”    
    “你逼的?”我想起后来可以为所有行为撒上调味剂的那句话:“只有做坏的,才是人性的。”自从逻辑被翻转过来以后,只配贴在屁股后面的思想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都变成了脸上的胭脂。    
    “她们自愿的。你不要忘记我是libertaire。”他把最后两个音节拖了很长,生怕我不能把这个词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吃透。我怎能忘记这正处于传教巅峰的新人类信仰!这个词就像我杯中的鸡尾酒,由各种作料按不同的配方调制,有三味是缺一不可的:剂量适当的人道主义,加恰到好处的无政府主义,再配一点撒在自由冷盘上的酷。但人道必须是遥远的,欲望的边界线周围荒芜一片,仁爱至少要跨越三千到五千公里的无人地带。    
    “为什么要斩断与未来唯一的脐带,外星人?”在蒙帕那斯大街精选咖啡馆昏暗的内厅喝茶时,我曾试着刨根究底。冒雨跑来,他又迟到,从来就是我等他。你一时间可以逛荡“自由”的各个角落,在浊流浑水中永远浮在最上面的,是那个“我”字,但你看见,他看不见。你也不得不佩服他们遁逃得漂亮,这年头还有什么比“潇洒”更趁手的人生器物?精致文明蛋糕上的这抹奶油,在融化前做着最后也最夸张的渗透。    
    “我父亲这个破落贵族一生囚禁在军官制服里,只在殖民地拂掠几把祖先的风光;我母亲的一生埋葬在家务和生育的泥坑里。没有多余的爱!”这话从年过半百的人口里说出,已划不进青春反叛的范畴。    
    我想起左拉那句:“如果说今天我还没有变得一钱不值,那是因为我孤单,因为我恨。”便说:“基督教文明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多余的爱而偏偏制造爱的幻觉。”    
    正说着,茶桌左上方的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咖啡馆嘈杂起来,一位带土著白人憨痴面盘的年轻侍者,跳上椅子开始调电视,同时侧过脸扔来一个被特殊事件膨胀了的微笑:“德国对土耳其!”那声音丧钟一样飘来,何诺一拍脑袋:“欧锦赛!”好像他没计划好,被拦路打劫了似的,弯身就去抽扔在桌下的破包。我随他站起身,离开正聚拢过来的球迷,走向飘雨的蒙帕那斯大街,并把剩下的话顺势吞进肚里:没有一个文明能容忍一群人的“绝地洒脱”超过50年。大自然会抽回它的施舍,再用收回的力量猛击下来,我们不过是历史的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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