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19th, 2010

最近的枕边读物是《战争与和平》。这本五年前曾经读过的小说,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许多读过的书我都想再读一遍,它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回重读,有一些情节和段落竟然仿佛是第一次发现,上一次的阅读几乎没有留下印记。但有的章节和细节,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正巧看到朵师兄的文章,真是好极了,赶紧也转到自己田里。

托尔斯泰的忧郁

朵渔

  19101110日,列夫·托尔斯泰决定离去。“为什么要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呢?因为若不这样,最终归于死亡的生命就毫无意义。”凌晨5点不到,他就吩咐车夫套马,带上日记、铅笔和羽毛笔,匆匆逃离了波良纳庄园。从这一天开始,十九世纪的大门在他身后缓缓关上。

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1884年是第一次,但走到半路他就感到自己尚缺乏力量,不得不返回家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对自己小国寡民的庄园主生活感到羞耻,“这一切如何了结”?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希望能按福音书的指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并身体力行,开始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实行平民化,布衣素食,体力劳动。“有个时期我曾经以自己的才智、门第自傲,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敏感而又能够爱的善良的心。”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他的这一决定让他的妻子大为恼火,二人之间龃龉不断,托尔斯泰的耳根再也难以清净。晚年,托尔斯泰还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烧茶、劈柴、生炉子上,为学生编写识字课本,为农民编写俄语读本……但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高尔基就从来不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有什么必要。但托尔斯泰就这么干了几十年,他穿着宽大的农夫的上衣、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满脸愁苦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切如何了结?”他认为“一切时代的优秀分子”都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人的生而不平等、人类尊严感的丧失、人性的罪、政治的恶……这一切如何了结?他不认为“暴力抗恶”是一个可选择的道路,暴力本身即为恶,其最终导向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恶。他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他在1908年的日记中写道:“是啊,需要进行自我修养——我在八十高龄的今天所做的,正是我十四五岁时怀着特有的热情所做过的同一件事: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以克服自我为中心并劝人为善,“要想使人们的状况好起来,必须使人们自己好起来……而为了使人们好起来,必须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外在的、社会的活动,尤其是社会斗争,总是转移人们对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注意力,因而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变坏,由此降低社会道德水平。”他成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宗教教主式的人物,就像基督说的那样,“你去把财产分了,不要以暴力抗恶,有人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不要论断人,不要杀人……”他成了“世界的良心”。在一般人看来,这良心显得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肥大”——看到冬天里的乞妇,那乞妇又冷又饿,“而我穿着暖和的短羊皮袄,一回到家就大吃鸡蛋!”他感到痛楚、羞愧;看到街上的雏妓被带进警察局,“而我却在一间干净舒适的房间里躺着看书、喝无花果泡的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此无法忍受,内心深受煎熬。但人们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照样过他们的日子,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很正常,发疯了的只能是托尔斯泰,他说:“我知道,我是疯子。”“我在这疯人院里难过极了。”

最终,托尔斯泰选择了飞越人间的疯人院,离家出走,为自己的生命划出一道清晰的轨迹:屈从,然后解脱。他希望自己的老年能够像印度人一样离开家庭到森林里去,“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到了晚年都想一心一意侍奉上帝,而不是去嬉闹,搬弄是非,打网球。我也一样。”他在出走那天夜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他要像一头自由的野兽,为自己寻找一处干净的死亡之地。他逃到奥普京修道院后,因已被革出教门,他怕自己不被接纳。站在修道院院长居室的台阶下,他脱帽伫立,不敢贸然进去,先请人传话:“请您说一声,我是列夫·托尔斯泰,也许我不能进去吧?”院长迎出来,张开双臂说:“我的兄弟!”托尔斯泰扑到院长怀里痛哭失声……

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物吗?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如今的知识分子还能在穷人面前以福且贵为耻,在暴力面前以怯懦为耻,在专制面前以枷锁为耻,并在自我的心灵和头顶的星空下深深忏悔自己的罪责吗?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 耻,从心,耳声,也就是说,“耻”是跟心和耳朵有关的。古人称耳环为“羞耻”,左耳环叫“羞”,右耳环叫“耻”,最初的耳环就是用来规范女子走路姿势的。人若无耻会怎么样?顾亭林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若无耻,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管子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亭林以为:“四者之中,耻尤为要”,而“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知耻方可后勇,只有苦苦追求,深深自责,才能完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摇笔弄舌是简单的,振臂高呼也不难做到,难的是要对自己采取行动,特别是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放弃已经坐稳了的位子,将自己引向那道“窄门”,这才是真正的难。这种修炼过程就像加缪所提倡的“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地燃烧,为了美和爱去忍受苦难”。

19101120日,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俄罗斯十九世纪的良心,黄金时代的缔造者,死在他出走的途中。死前他说:“其实……我爱很多……他们怎么……”这是他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将其补充完整。

【《南方周末》专栏稿,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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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转:托尔斯泰的忧郁”

  1. z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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