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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小市民奇遇记(1)

六月 9th, 2009

 

                    BY十七只猫和鱼

 

昨天是几号啊,昨天是几号啊?已经忘记了,最近记忆力真差,但无论昨天是几号,昨天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发生在我身上这三个小时的奇遇我大概是忘不掉的了。

北京六月的天气就像一个唐氏综合症儿童的脸,说变就变,4点过半,黯然间,不详的黑云化作狂风和尘土笼罩了北京的街道。这雨却一点也不清爽,反而闷热,压抑,好像一个悲愤的醉鬼,而且有点血腥的臭味。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脑子里正在琢磨要不要去宣武门外吃碗卤煮还是去新街口吃延吉冷面啊,吃面的对过儿有卖打折的袜子,不过吃卤煮还可以顺便参观参观被拆迁的南城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俗人想的俗事。

但,一辆靠站的46路公交车改变了我庸俗的思想,因为上面传出了世界上最优美华丽的旋律——

“什么什么红旗,(忘了)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这歌声赶走了卤煮和打折的袜子,也击溃了我庸俗的心。啊,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名字比吃喝玩乐更重要,甚至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一块普普通通的天意批发十块一米的红布,画了几个几何符号,居然有此等神奇的魔力!竟然能让一个人开开心心去送死,不,错了,是牺牲。这种魔力不得不另人扼腕,哦不,是幸福!是感动!

那我也去吧!我也去吧!我也要拜倒在这血一般的图腾下,为它欢呼,为它祝福!告诉它说,您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去哪儿找它呢?哦,对了,似乎在大一路公共汽车中间儿有那么一站,叫什么站来着?反正里面住着这么一帮子人,整天干的就是这码子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跑到马路对面升旗降旗。旗杆下面还有个专门供人们膜拜这种仪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广场来着?忘了,最近记性太差了。好,那我就去那儿看吧!让卤煮和延吉冷面见鬼去吧!我要做一个和彭丽媛姐姐一样自豪的人!

于是我趁46路关门的一瞬间跳了上去,可是发现这车不到什么什么广场,就到西单,算了先坐着吧,再换。反正是空调车。到了西单那堵墙的旁边,我换了地铁,一个卖花的姑娘清秀但脏的脸蛋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同情和无耻,我买了一只白色的菊花,没想到,这支菊花十分钟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滑稽的麻烦。

“这位先生,请等一下,您衣服上写的是什么字?”一位和蔼的police拦住了我。

“啊?我不知道啊,你看看”我答道。

“哦,没事,走吧”police转身。

那只不过是一件学校发的衬衫,上面的字写的扭曲了一点罢了。不知道他在执行公务的时间怎么会有闲工夫对T恤的设计感兴趣?开小差真不应该啊!

算了,不管他,啊!那就是什么什么广场了吗?真是壮观美丽啊,那块越来越大的黑云可真煞风景,我所爱的旗帜就不远了罢,我带着崇敬走进了广场。

在搜查恐怖分子的小棚子里,我把手上拿的东西,一本书和一朵白菊花放进了x光机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出口的履带上只有一本书。而菊花竟然消失了!我的乖乖,这竟然是一台魔术机!要么就是里面藏着一个爱吃白菊花的怪兽!

哦,原来只不过是卡在了里面而已,我冒着被辐射的危险伸手进去把白菊花掏了出来,转身就走,却惊然发现,我对面站着四个完全被吓傻了的police和两个什么什么军,一朵花也能杀人吗?还是我长得像本拉登?

“你们有几个人?”一个police走上来问

“啊?您什么意思?”这回换我纳闷儿了,他如何判断出我不是自己来的,他如何做出这个判断的?这不会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当作笑料的大陆特异功能者吧。

“你们有几个人?你们有几个人?”特异功能者好像死机了。

“我们?没有我们,我就一个人啊”

“拿花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花?”(我更加困惑了)

“身份证”

“没带”

“请等一下,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证号是11……”

我话还没说完,特异功能者竟转身走了,他根本不需要我的身份证号就去核实我的身份了!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陆特异功能人士!在他离去的当儿,一个穿着和我一样普通但在和什么军聊天的人凑了过来。

“你拿的什么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哪国的,能给我看看吗”普通人很有礼貌的问。

“当然,请”

“哦,(粗粗翻了几页)没事,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您带白菊花做什么”

“法律禁止人带白菊花进入广场吗”

普通人陷入了沉默,旁边的什么军在努力咬着嘴唇,似乎想笑。

“您做什么工作的”

“无业,您呢,您来旅游的?”

“不是,我在北京工作”

“哦,您在哪儿工作”

普通人指了指x光扫描机

“那儿”

“您在x光机里工作?”

什么什么军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普通人瞪了他一眼。

“您哪儿人”

“我北京人,您哪?”

“我辽宁人”

“葫芦岛?”

“马鞍山”

“哦,我去过,那个地方……”

正在我结识一个新朋友的对话关键时刻,特异功能者回来打断了我并对我说,他的特异功能暂时失效了,希望我能去一下一个叫“局里”的地方,在电脑上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于是我匆匆拿起我的书和菊花,和他走进广场,上了一辆停在那儿依维柯警车。

警车里冷气很足,很舒服,但有股子劣质烟草味。一个面色阴郁的带着一只卷线耳机的阿姨坐在车里,我冲她点了个头,心想,她不会也是没带身份证吧,这下是两个倒霉蛋了。谁曾想,我一坐下,她竟然凑了过来。笑着问:

“你多大了”

“二十五”

“上学吗”

“毕业了”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您也对花感兴趣?”

“我能看看吗”

“当然”

“这白菊花在哪儿买的”

“西单,五块钱”

阿姨拿起了对讲机“注意注意,西单有人卖白菊花”,这个举动把我从对特异功能人的思考中彻底拉了出来,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为什么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要坐着警车里消磨时间?为什么她对白菊花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她要通过对讲机告诉别人她很感兴趣?卖花的小姑娘城管都懒得管,又关她什么事?还有,一个普通人要对讲机和耳机做什么?……

“这菊花有什么含义吗?”她回头问

“含义……没想过”

“一定有一些含义的,每一种花都有含义,比如,玫瑰象征着爱情,菊花……”

“哦,那就是美好,纯洁,幸福?”

“可是这是白菊花啊”

“菊花本来就有白色,黄色,紫色……”

“白菊花是祭奠用的”她突然抛出了一个理论

“哦?是吗,这可是您说的,祭奠?祭奠什么?”

阿姨无语了,正好特异功能和他的几个练健身的兄弟上车了,阿姨对他们说她吃饭去了,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如同祥林嫂般喃喃的说道“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特异功能人走了,留下了健身者,晒得很黑的南戴河爱好者,和一个叔叔。

南戴河爱好者要走了我的基本信息后下了车,似乎在这群人里地位最高的叔叔凑了上来。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你有两种选择,把花留下,去看降旗,要么带着花离开。”

“也就是说法律禁止人民带着花去看降旗咯”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执行命令”

“您的意思是您的领导命令您拦住带着花来看降旗的人?”

“不是,根据你的情况,领导是这么批示的”

“理由是什么,一朵白菊花能伤害谁?似乎不在你们的违禁品名单上啊”

“没有理由,戒严需要理由吗!”叔叔的耐心和礼貌突然消失了

“广场戒严了吗?没看到通知啊”

叔叔刚想说话,突然沉默了……

“你尊不尊重我,你到底尊不尊重我?”叔叔突然问了一个关于感情的问题

“我很尊重您啊,您有没有发现,我一只在对您使用敬语‘您’,而您一直在说‘你’……”

“你要是尊重我,就赶快照我说的做”

“我尊重法律,当然,也尊重您,但我不能按您说的做,除非您给我一个法律条文的理由,哪一条禁止人带菊花上街.”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六月 4t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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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读《百年孤独》读到以下这一节时,想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尽管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却从直觉上感到,它们从历史上被擦除的手法一定是相似的。继而感到,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马尔克斯。

    大罢工爆发了。种植园的工作停顿下来,香蕉在树上烂掉,一百二十节车厢的列车凝然不动地停在铁道侧线上。城乡到处都是失业工人。土耳其人街上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星期六,在雅各旅馆的台球房里,球台旁边昼夜都拥聚着人,轮流上场玩耍。军队奉命恢复社会秩序的消息宣布那一天,霍.阿卡蒂奥第二正在台球房里。他虽没有预见才能,但把这个消息看做是死亡的预兆,从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让他去看行刑的那个遥远的早晨起,他就在等候这种死亡。但是,凶兆并没有使他失去自己固有的坚忍精神。他拿球杆一碰台球,如愿地击中了两个球。过了片刻,街上的鼓声、喇叭声、叫喊声和奔跑声都向他说明,不仅台球游戏,而且从那天黎明看了行刑以后自己玩的沉默和孤独的“游戏”,全都结束了。于是他走上街头,便看见了他们。在街上经过的有三个团的士兵,他们在鼓声下整齐地行进,把大地都震动了。这是明亮的晌午,空气中充满了这条多头巨龙吐出的臭气。士兵们都很矮壮、粗犷。他们身上发出马汗气味和阳光晒软的揉皮的味儿,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到山地人默不作声的,不可战胜的大无畏精神。尽管他们在霍.阿.阿卡蒂奥第二面前走过了整整一个小时,然而可以认为这不过是几个班,他们都在兜着圈儿走,他们彼此相似,仿佛是一个母亲养的儿子。他们同样显得呆头呆脑,带着沉重的背包和水壶,扛着插上刺刀的可耻的步枪,患着盲目服从的淋巴腺鼠疫症,怀着荣誉感。乌苏娜从晦暗的床上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举起双手合成十字。圣索菲娅·德拉佩德俯身在刚刚熨完的绣花桌布上愣了片刻,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霍·阿卡蒂奥第二,而他却站在雅各旅馆门口,不动声色地望着最后一些士兵走过。
  根据戒严令,军队应当在争执中起到仲裁者的作用,决不能在争执者之间当和事佬。士兵们耀武扬威地经过马孔多之后,就架起了枪支,开始收割香蕉,装上列车运走了。至今还在静待的工人们,进入了树林,仅用大砍刀武装起来,展开了反对工贼的斗争。他们焚烧公司的庄园和商店,拆毁铁路路基,阻挠用机枪开辟道路的列车通行,割断电话线和电报线。灌溉渠里的水被血染红了。安然无恙地呆在“电气化养鸡场”里的布劳恩先生,在士兵们保护下,带着自己的和同国人的家眷逃出了马孔多,给送到了安全地点。正当事态将要发展成为力量悬殊的、血腥的内战时,政府号召工人们在马孔多集中起来。号召书声称,省城的军政首脑将在下星期蔽临镇上,调解冲突。
  星期五清早聚集在车站上的人群中,也有霍·阿卡蒂奥第二。前一天,他参加了工会头头们的会议,会上指示他和加维兰上校混在群众中间,根据情况引导他们的行动。霍·阿卡蒂奥第二觉得不大自在:因为军队在车站广场周围架起了机枪,香蕉公司的、铁栅栏围着的小镇也用大炮保护起来;他一发现这个情况,总是觉得嘴里有一种苦咸味儿。约莫中午十二点钟,三千多人——工人、妇女和儿童——为了等候还没到达的列车,拥满了车站前面的广场,聚集在邻近的街道上,街道是由士兵们用机枪封锁住的。起初,这更象是节日的游艺会。从土耳其人街上,搬来了出售食品饮料的摊子,人们精神抖擞地忍受着令人困倦的等待和灼热的太阳。三点钟之前有人传说,载着政府官员的列车最早明天才能到达。疲乏的群众失望地叹了叹气。车站房屋顶上有四挺机枪的枪口对准人群,一名中尉爬上屋顶,让大家肃静。霍·阿卡蒂奥第二身边站着一个赤脚的胖女人,还有两个大约四岁和七岁的孩子。她牵着小的一个,要求她不认识的霍·阿卡蒂奥第二抱起另一个,让这孩子能够听得清楚一些。霍·阿卡蒂奥第二把孩子放在自己肩上。多年以后,这个孩子还向大家说(虽然谁也不相信他的话),中尉用扩音喇叭宣读了省城军政首脑的第四号命令。命令是由卡洛斯·柯特斯·伐加斯将军和他的秘书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扎少校签署的,在八十个字的三条命令里,把罢工者说成是“一伙强盗”,授命军队不惜子弹,打死他们。
  命令引起了震耳欲聋的抗议声,可是一名上尉立即代替了屋顶上的中尉,挥着扩音喇叭表示他想讲话。人群又安静了。
  “女士们和先生们,”上尉低声、缓和地说,显得有点困倦。“限你们五分钟离开。”
  唿哨声和喊叫声压倒了宣布时限开始的喇叭声,谁也没动。
  “五分钟过了,”上尉用同样的声调说。“再过一分钟就开枪啦。”
  霍·阿卡蒂奥第二浑身冷汗,放下孩子,把他交给他母亲。“这帮坏蛋要开枪啦,”她嘟哝地说。霍·阿卡蒂奥第二来不及回答,因为他立刻听出了加维兰上校嘶哑的嗓音,上校象回音似的大声重复了女人所说的话,时刻紧急,周围静得出奇,霍.阿卡蒂奥第二象喝醉了酒似的,但他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挪动在死神凝视下岿然不动的群众,就踮起脚尖,越过前面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提高嗓门叫道:
  “杂种!你们趁早滚蛋吧!”
  话音刚落,事情就发生了;这时,霍·阿卡蒂奥第二产生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幻觉。上尉发出了开枪的命令,十四挺机枪立即响应。但这一切象是滑稽戏。他们仿佛在作空弹射击,因为机枪的哒哒声可以听到,闪闪的火舌可以看见,但是紧紧挤在一起的群众既没叫喊一声,也没叹息一声,他们都象石化了,变得刀枪不入了。蓦然间,在车站另一边,一声临死的嚎叫,使大家从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啊一啊一啊一啊,妈妈呀!”好象强烈的地震,好象火山的轰鸣,好象洪水的咆哮,震动了人群的中心,顷刻间扩及整个广场。霍·阿卡蒂奥第二刚刚拉住一个孩子,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就被混乱中奔跑的人群卷走了。
  多年以后,尽管大家认为这孩子已经是个昏聩的老头儿,但他还在说,霍.阿卡蒂奥第二如何把他举在头上,几乎让他悬在空中,仿佛在人群的恐怖浪潮中漂浮似的,把他带到邻近的一条街上。举过人们头顶的孩子从上面望见,慌乱的人群开始接近街角,那里的一排机枪开火了。几个人同时叫喊:
  “卧倒!卧倒!”
  前面的人已给机枪子弹击倒了,活着的人没有卧倒,试图回到广场上去。于是,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中,好象有一条龙的尾巴把人群象浪涛似的扫去,迎头碰上了另一条街的另一条龙尾扫来的浪涛,因为那儿的机枪也在不停地扫射。人们好象栏里的牲畜似的给关住了:他们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旋转,这个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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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六月 3rd, 2009

The  People     BY Yu Hua

http://www.nytimes.com/2009/05/31/opinion/31yuhua.html?_r=1&scp=2&sq=china&st=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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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一天,我们要用鸟语,才能说出真相。也可见,掌握另一种语言之必要。

my duty to the world

六月 2nd, 2009

    偶尔听到的一首歌。刚响起几个音符,就觉得自己会喜欢。听下去,果然是。起先还以为是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唱的,查了才知道是英国一个叫米卡的小伙子,83年生,很年轻。又翻了歌词,觉得实在没有枉费自己一片爱意。尤其是那一句 my duty to the world,很入心,因为许多事,都被它一言以蔽之了。
    英语不好,错的地方,只许更正,不许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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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y Alcoholic 孤独的酒鬼

By Mika

 

you’re a lonely alcoholic 你是个孤独的酒鬼

with a tendency to wine  脑子里想的是酒

well you speak it and you drink it 嘴边儿挂着的还是酒

and bore us all the time 一天到晚,你让我们感到厌烦

 

say you drink out of your sorrow 你说酒能让你从悲伤中解脱

for you’ve got no one to love 因为你已没有可以去爱的人

but tell me who could cuddle up 但告诉我谁会与一个酒鬼

to a lonely alcoholic     相拥而眠

 

you’re a stressed out single mother 你是个筋疲力尽的单身母亲

who has clearly been harassed 已彻底厌倦

well you can’t predict the future 你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for you can’t erase the past 因为那抹不掉的过去

cause your baby isn’t going anywhere 你的孩子们长大却没有出息

but up so join the line and get the dole只能加入领救济的队伍

for the stressed out single mother为了你这个疲倦的单身母亲

 

I’m a mediocre writer 我是个平凡的歌手

who sings all the time 不停地在唱

writing songs about 既唱人们的不幸

misfortunes and other people’s crimes也唱人们的罪行

well they say that I am 他们说我是在对这个世界

doing my duty to the world尽我的那份儿责任

Oh you could say that is onerous, 哦,你可以说那太沉重了

I’m just craving to be heard 我只是渴望有人倾听

 

ooooo don’t leave me alone  哦,不要让我独自一人

 

well who is there to listen to 那么有谁在听

the problems of our lives 我们生活的这些难题

you’ve got kids who just don’t eat enough 你的孩子们饥肠辘辘

and men with many wives 你的丈夫在外鬼混

if we’re altogether screaming 如果我们都在呼号

why can’t we make a sound 为什么不共同发出一个声音

’cause the dirt on which we’re stepping 因为我们脚下这块肮脏的土地

is the one in which we will be found  正是我们所在的地方

 

ooooo baby don’t leave me alone  噢, 亲爱的,不要只剩我一个人

 

 

 

灵感之源

三月 3rd, 2009

   初读卡尔维诺,感觉是:神奇啊!可是后来觉着,形式上的探索真是过了头。但是,他依然是灵感之源,他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虽然看上去都是卡片人或者说平面人,但说得没错,这就是我们了。读下面这个小故事,是不是觉真很有意味,好像专门给吾国与吾民写的一样。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 “所有的都开禁了。”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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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所想到的:对故事情节求新求奇求复杂的倾向,实在是一种趣味低俗的表现。就像一个天天巴望着奇遇、奇迹的人,肯定是一个贫乏的人,要么就是一个儿童。很不幸,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半条命

一月 6th, 2009

  半条命  
                 文/边芹 

    我在这全然物化的世界,碰到一个拔着头发飘然物外的人,叫何诺。他这辈子是萨特一生的缩略版,一个人愿意作名流的复印件,而全部的理由只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是我至今未能拆穿的悖谬。看来“自由”堪称一切事物之空头支票。人生复制的结果是他爱过女人,但不结婚,一个子嗣都不要;猫在书桌后面指点江山,但一根头发丝的职责都成拖累;翻天搅地要掀掉头上大山,但老板一个没赶走,只能写字糊口;生于无所不买卖的社会,但拒绝消费,又没有原始人存活技巧,只能在都市晃荡半条命;时逢深度幻觉只在手中一张选票的年代,却从不投票,逢权威必反,但见多数意志也逃。    
    “超过十万人的地方,多数意志就值得逃逸了。”他振振有词。    
    我们坐在卢森堡公园铁栅对面罗斯唐咖啡馆的藤条椅上。他经年穿同一件夹克,在我敏锐的鼻子里,总有一股霉变的味道。这话我是抽得到线头的,我们这群只喜欢居于事物中心的人,什么事情闹大了,转得停不住,在我们眼里就失去神采,我们的人生几乎就是将眼睛从一个又一个马戏团的幕布上剥离开的过程,一个比一个匆忙。    
    “你要把世界分成村庄吗?”我望着他说出上面的独裁语言却平静地将绿色薄荷汁送进嘴里。    
    他耸耸肩,不置可否。他每抛出个与众不同的念头,你若当真,去抽思绪的绳索,最后一刻总发现那绳头没系在任何东西上。人既已选择作世间浮萍,生命就只是个借口,没有任何码头可以拴缚。    
    “多数意志是一种责任,你逃的是责任,不是吗?不过我看透你们巴黎小资的心理暗示,那玩艺叫抗争,多么漂亮的过渡!”我揪的其实也是自己的一条小尾巴。   
    六月下午四点,罗斯唐咖啡馆黄色墙壁上那些旧殖民地画像,在光影里转换着时空。进门时他指着被永久固定的热带色彩,不自觉地露出狩猎者欣赏捕获物的表情,让我看到人尽可百般逃窜,但逃不出多数意志的魔掌:异文明是只能贴在墙上观看的。    
    “我逃的是我的痛苦。”他掀动灰色眼睛。    
    “没人能拿走你这件宝贝。这是推土机的命运,走到哪里不是毁灭?”他半生过去骂遍天下守住的只是自己,可以与千万人分享一把道义,却无法跟一个人合居半条命。我的舌头时常遭记忆绑架,难忘他近乎残酷的浪漫和谋杀般的初恋。    
    “1968年5月你在做什么?”那是在卢森堡公园另一头夜祷剧院的咖啡馆,面对墙上兽面人身像,我问过他。    
    “焦头烂额!那年我与爱着的美女就住在索邦大学边上,五月闹得那么凶,也因为天气异乎寻常的好,一整月不下雨,热得可以露宿,是学运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这么说,天热使人的荷尔蒙没有处在正常水平?”    
    “差不多是集体发情。”为历史的偶然或不偶然铺设欲望的脉络,是小资在世的使命。    
    “停课后,你没去扔石块?”    
    “我不是党派活动分子,那样你只能有半只大脑。”我们极尽能事保全的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半?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置身度外”。    
    “就在这时,她告诉我怀孕了。我从未打算结婚,劝她堕胎,她不肯。你可以想象,在革命的五月,我却走投无路。我不能让她生私生子,所以两个月后,我奉子成婚。但结婚五天后我就远走高飞,到离欧洲最远的地方。”    
    “你没有带她一起去度蜜月?”    
    “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我一人经东欧穿西伯利亚去了日本。”他这个讨厌资产阶级花边的人,逃起来也是飞快。    
    “我走后,她大概忧郁成疾,流产了。几个月后我原路返回,她去火车站接我,但搞错了车次,在返家的公车上,她服毒自尽。”    
    对我圆瞪的眼,他一挥手带出一声冷笑:“真想死的人,不会选择那种场合自杀。”    
    “并不真想死的人的自我毁灭,是深不见底的绝望。”我想在泛人道主义者眼里找到一丝忏悔,但不知是被岁月全部冲洗,还是从不曾有过,竟然没有一声道德的哽咽攀缘到他脸上。    
    “她大概已知结局,没了胎儿,你会离婚。”    
    “当时只有婚内生小孩才有合法身份,所以生下我也会离。她比较保守,人生观与我不一样。”    
    我想象毁灭一次的女人苏醒后,面对这个男人不顾一切向她索要的逃遁,会很讨厌“人生观”架设的围栏,多少不幸都是以这个名义高祭着。    
    “她落到这一步,你没有心软?”    
    “正相反,我必须赶紧离婚。如果她一病不起,或精神出现异常,就离不成了。”注入我的中国血质的所有西方溶液,瞬间凝固,再也搅动不起来,有一种一无所用的东西从血液最深处扶摇而上,弱的一方无比敏捷地揪住我的眼球,犬儒主义这时一分也拉不住我,所有故作冷酷的潇洒,破布一般被浓浓的血浆冲开。我终究做不了高贵的种犬。
        “你看你的眼睛,像两把道德的剪刀。”他眯缝起眼皮,似乎在几秒钟内不等两把剪刀逼近他,已经摁下了升降机的按钮,飞升到任何评判达不到的地方。他们从来都是设计好了逃路的。    
    “人类赖以绵延香火的道德屏蔽,早就被一群海盗三百年的不懈努力,扔进大海里了。从此大洋有多么宽广,海盗便有多少自由驰骋的空间。亲爱的何诺,只要不去看下面的尸体就行,无以数计的失败者的尸体,是浮不到水面上的。”我始终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群“世外人”将“坏”转移成“优越感”的本领而惊诧,在这一点上我承认已接受了狼群的驯化。    
    我刺到了他的核心地带,那是坚硬无比的区域,只有到了这个碰撞点,人群才最终分在了几个阵营:意识到自己在海盗船上的和意识不到的;意识到自己不在海盗船上的和意识不到的。再往前走,西方的
灵和东方的魂牵手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我掉开话头:“你从来没有爱上一个人,爱到想把她看守一生?”    
    “你问我你自己也不相信的问题,人只能守住他不爱的人。”    
    “你其实是不喜欢那玩艺。”    
    “什么?”    
    “生活,一页一页翻开、大致相同、但一去不复返的生活。”    
    “你只能确信你不喜欢的东西,其余的边界都是模糊的。”我在这句话里看到画地为牢的力量,以及刻画越深越浓重的自由幻觉。在他多变的生命轨道上,有一条线清晰不变,由所有他逃避的东西连接起来,他就被这些他不喜欢的事物一针一线地穿钉在这座城市的皮毛上,所以别人是一条命,他只得半条。“我后来又让四五个女人怀过孕,全部堕胎。”    
    “你逼的?”我想起后来可以为所有行为撒上调味剂的那句话:“只有做坏的,才是人性的。”自从逻辑被翻转过来以后,只配贴在屁股后面的思想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都变成了脸上的胭脂。    
    “她们自愿的。你不要忘记我是libertaire。”他把最后两个音节拖了很长,生怕我不能把这个词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吃透。我怎能忘记这正处于传教巅峰的新人类信仰!这个词就像我杯中的鸡尾酒,由各种作料按不同的配方调制,有三味是缺一不可的:剂量适当的人道主义,加恰到好处的无政府主义,再配一点撒在自由冷盘上的酷。但人道必须是遥远的,欲望的边界线周围荒芜一片,仁爱至少要跨越三千到五千公里的无人地带。    
    “为什么要斩断与未来唯一的脐带,外星人?”在蒙帕那斯大街精选咖啡馆昏暗的内厅喝茶时,我曾试着刨根究底。冒雨跑来,他又迟到,从来就是我等他。你一时间可以逛荡“自由”的各个角落,在浊流浑水中永远浮在最上面的,是那个“我”字,但你看见,他看不见。你也不得不佩服他们遁逃得漂亮,这年头还有什么比“潇洒”更趁手的人生器物?精致文明蛋糕上的这抹奶油,在融化前做着最后也最夸张的渗透。    
    “我父亲这个破落贵族一生囚禁在军官制服里,只在殖民地拂掠几把祖先的风光;我母亲的一生埋葬在家务和生育的泥坑里。没有多余的爱!”这话从年过半百的人口里说出,已划不进青春反叛的范畴。    
    我想起左拉那句:“如果说今天我还没有变得一钱不值,那是因为我孤单,因为我恨。”便说:“基督教文明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多余的爱而偏偏制造爱的幻觉。”    
    正说着,茶桌左上方的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咖啡馆嘈杂起来,一位带土著白人憨痴面盘的年轻侍者,跳上椅子开始调电视,同时侧过脸扔来一个被特殊事件膨胀了的微笑:“德国对土耳其!”那声音丧钟一样飘来,何诺一拍脑袋:“欧锦赛!”好像他没计划好,被拦路打劫了似的,弯身就去抽扔在桌下的破包。我随他站起身,离开正聚拢过来的球迷,走向飘雨的蒙帕那斯大街,并把剩下的话顺势吞进肚里:没有一个文明能容忍一群人的“绝地洒脱”超过50年。大自然会抽回它的施舍,再用收回的力量猛击下来,我们不过是历史的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