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26th, 2009
“我们变成今天这样处境，是因为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他们总是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做了之后又怎样呢？”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这样里的任何的抗争，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强权和暴力，更是那些更聪明的嘲讽者，他们无处不在的表现出世故圆滑，老谋深算，趋利避害。往往是更为崇高，文儒，稳健，和规劝。
相同的是，他们都不善于动手做事，缺少想象力和幽默感，在质疑一切之后隐藏着自暴自弃。自暴自弃自欺是极权暴政的民众的特征，他们无一例外的成为了自我放逐者和自我恐吓者。那些预言家轻描淡写地告诫人们：这样做是愚蠢的，理由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他们预感的失败之前，在死亡到来之前，是他们首先宣布了放弃任何努力的必要，在哪怕是一点的抗争之前放弃，在任何一种呐喊之前先消声。失败是必然的，何必呢？这才是他们的逻辑所在。中国向来不乏这样的看客，这些人才真正是强暴的帮凶，是他们的市侩狡诈和卑贱，默许了强权的骄横。哪一次的流血不是在聪明人的善意目光中淌尽的呢。
预言家有生活吗？生命不是与无数死亡抗争完成的奇迹吗，生活不是由无数失败构成的图画吗？每一个人希望是努力获得可控的生命死亡的权力，而不是那些预言家们对生活的猥亵的解读。
用自己的语言消解旧的方式，用自己的态度替代成见，用新的表达覆盖传统的方式。这是新的生活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方式。
在所有的存在危机中，没有坦诚和勇气的苟活、没有对生命权利的信仰所构成的危机，才是可怕的死亡前兆。”